。。。。。。共产党得天下，情报工作也是出了大力的。在研究这部图集的时候，我就碰到了中共情报人员与日本特务的一次重要邂逅。这个日本特务就是这部图集的编撰者“第三舰队参谋长海军少佐冲野亦男”。在我见到的日文资料里，这个冲野亦男被称作日军中重要的“中国通”之一，在1937年他已经升任日本海军驻华武官，而且直接参与了1937年8月日军在上海的侵华作战。有一天中共情报人员陆久之在上海街头遇到他。。。。

                                                  

 

识图小趣(95)     情报!情报!情报!    

         这个故事得慢慢讲。还是先从地图说起罢。

 

    《扬子江案内全》，日文意思应当是“扬子江资料大全”或“长江全图”。全册共65图，76页。高25·5,公分宽38·5公分。图集内分“长江沿岸照片”(50幅)，“长江水路图(35幅)”“长江沿岸城市图(12幅)”，“上海事变经过图(3幅)”。以及作为“附录”的中国历史沿革，民国以来中国形势等图16幅。

图片，“80年前的南京路”，推算起来应该是19世纪50年代的上海了。罕见！

上世纪30年代的汉口。后一张的“黄鹤楼”正是去年老照片考证出的“奥略楼”。 

    据图前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部”序言以及“第三舰队参谋长海军少佐冲野亦南”的自序，本图是在大正十五年(1926年)第三舰队驻重庆的情报人员“中保津”制作的一份资料的基础上多方补充编纂的。序言的注明时间是“昭和七年(1932年)十一月”，因此我推测本图的印刷出版时间应当在1933年间。本册“第三舰队司令部”序言中提及“逐次订正追加”等语，正好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拍卖的一册同题图集，注明在“昭和七年”之后又有“昭和十年”的再版序，那本2100元被买走的图集封面是黑色的，而我手里本册原版为白色；黑皮那本中的上海外滩照片为本册所无，可见《扬子江案内全》在1933年之后必是把“逐次订正追加”落实而且再版了的。

    日本军舰在长江里的横行霸道是1895年“马关条约”以后的事。继1842年对英国的“南京条约”里规定了“五口通商”以后，“马关条约”里规定了对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官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同时获得俄美英法通过1858年“天津条约”获得的在长江各口岸通行军舰的权利。

    什么叫“半殖民地”？人家的军舰商轮在你的内河里畅行无阻，为了识别还要专门有一张图区分“日、英、美、法、中”的船用旗帜。还要测量你的航道，觊觎你的炮台位置!这本图集印制的时候，1932年的“1·28”淞沪抗战爆发不久，这里专门有图纪录那场战争的过程，而且图上标记充斥着“扫荡”“占领”“登陆”的字样。

上海事变即1932年上海“1·28”抗战，此为图集中的示意图。

    抗日战争前日本人对中国的情报搜集是极其出色和有效率的，有关日军侵华司令官岗村宁次在给孙传芳作顾问的时候偷走大量中国军用地图，并因此受到天皇嘉奖的事情，我以前写过文章。有记载说侵华战争中日军使用的地图比中国军队的图还要精确。这册“长江资料大全”可以作为又一个证明。

    从情报意义上，这部图集至少有几个特征：一个是长江航道和水文资料十分详细，从长江口直至重庆水上航道的水深、浅滩，不同季节的水文数据无不具备。与我国一般同类地图比较，本图罕见的，是图上还记载了长江沿岸重要名胜古迹的诗词歌赋以及历史人文资料，你的对手把你研究到这种程度，实在是可怕的!

这是汉口附近的水道图

      本图与日本战争准备密切相关的证明，莫过于图上在长江沿岸每个重要口岸城市的地图上，都注明了本地日本侨民的数字和所在；连“万县”有“二名”日本侨民都记录着!

汉口城市及码头图，这可是1932年的图呀！

        这个情报，在几年后打响中日战争时，得到充分利用。史料载：1937年7月1日，日本首、外、陆、海、藏五相会议上决定向华北增派陆军，而令海军“做全面战争准备”。“77事变”当天，军令部向各部队首席参谋传达了对华作战计划的秘密方案中，海军的任务“除运送护卫陆军并在天津方面协助陆军外，要准备全力对华作战”以外，还有“确保上海及青岛，使其成为作战基地。同时在现地保护侨民，其他各区的侨民迁至上述两地”；“77事变”时，驻上海的日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正率领其第一战队、第五水雷战队在台湾与陆军进行联合演习，事变次日停止演习，奉命率舰队返回上海。同时接到协助大使馆、领事馆撤退在华侨民的命令。

    除了兵要地志、人文掌故情报，中国的政治情报也在日本人的视野范围内。今天看来会令国人产生兴趣的，在这里有四幅图：“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展图”、“民国十八年(反蒋运动频发)”图、“民国十九年(阎／冯倒蒋、张分治合作、蒋危机形势)图”、“民国二十年(蒋介石的天下)图”。实在说，用四幅设色示意的割据地域图和用圈线标示依时间分序的政治力量关系图，就把1931年以前中国混乱的军事政治关系表达清楚了，这册图集的设计制作水准是不能否认的!

 

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的中国形势图。左图最下端的哪个小圈是“共产军”，不过右图中粉红色的势力范围都是“共产军”的，那正是“立三路线”的时候。

 

民国三十年（1931年）的形势图，“蒋”的对手中总有“共”。

        看看70多年以前，共产党真的是很弱小，图上的哪个“饼”都比你大，可最后还是共产党得了天下。图上无变处，天地已幡然，这就是我们读老地图时，不时会生出来的感慨。 

        共产党得天下，情报工作也是出了大力的。在研究这部图集的时候，我就碰到了中共情报人员与日本特务的一次重要邂逅。这个日本特务就是这部图集的编撰者“第三舰队参谋长海军少佐冲野亦男”。在我见到的日文资料里，这个冲野亦男被称作日军中重要的“中国通”之一，在1937年他已经升任日本海军驻华武官，而且直接参与了1937年8月日军在上海的侵华作战。

    史料载：当年8月前，日军侦知国军上海总队正加紧构筑市中心据点工事，上海保安总团兵力有所加强时，日本海军驻华武官本田辅向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提出抗议，认为在上海构筑工事是“敌对行为”，有违“1·28”淞沪停战协定。7月28日，日本海军驻华武官冲野亦男及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分别至上海保安总团和上海市政府会见吉章简总团长及俞鸿钧市长，询问保安团增加兵力情况和构筑工事情况，并要求查看。被中方拒绝后，8月8日，日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按照起统帅部指示，为确保上海做好一切战斗准备。次日，日军制造了虹桥机场事件，向中国军队挑衅。12日17时，隶属第三舰队的驻上海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传七少将命令所属部队进入阵地，准备战斗。13日，上海会战爆发。

    抗战时期，陆久之因为留日学生的身份以及与国民党高层的特殊关系，以记者的掩护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站驻上海的负责人。据陆久之先生2005年接受《党史文苑》记者的采访中回忆----

      “１９４０年汪伪政府成立后的一天，我在南京路华懋饭店门口，邂逅日本海军武官府冲野亦男大佐，彼此寒暄一番后，冲野问我：‘现在正是你们留日学生弹冠相庆之时，阁下为什么不到南京去做官呢？’

    我淡淡地答道：‘我无意做官，却有心办报，想为中日亲善方面做些东亚共荣工作。‘其实，我当时说这些话是有用心的。

    ‘此话怎讲？’冲野亦男大佐很想听听我的真实想法。’我察言观色，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侃侃而谈：‘中日开战，其因在于相互不认识，不认识难成朋友，就会兵戎相见。贵国提倡中日亲善，那就应化干戈为玉帛，这不是靠枪杆子所能达到的，而应靠笔杆子，我愿为此竭尽绵力。’

    我的一席话，当时正中冲野的心思。后来几经洽谈，冲野亦男对我说：‘办报人员你设法招聘，经费我们筹集。’

    我立即向与我有联系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刘少文、沙文汉汇报，在党组织的支持下，我买下了上海租界的《华美晨报》发行权并自任社长，聘请恽逸群任总编辑。于是，上海滩上出现了一张打着洋商招牌，利用日本人的钱，实际上是在地下党的支持下，以"中日亲善"为幌子，专门宣传抗日，收集敌伪情报的奇特的报纸。

    在创办《华美晨报》过程中，我还利用和日本军界的特殊关系，打入与日本海军有密切关系的海安公司任经理。时值我苏北、山东新四军所在地急需大量的蜡烛、火油、纸张、布匹和军用物资。上海虽然有，但是要把这些物品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从吴淞口运出，必须持有日本海军经理部的准许证。为了切断通往根据地的运输线，敌人把关甚严。我凭着"海安公司"与日海军的特殊关系，千方百计搞到准许证，采用瞒天过海的手段，把新四军所需的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抗日根据地。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事最终被日本宪兵司令部发现，我被投入监狱严刑逼供，但我始终不承认和共产党有任何联系，只讲这是自己生意上的疏忽。后来日本宪兵司令部实在查不到我与共产党来往的证据，再加上有日本朋友的疏通，我才得以释放出来获得自由。”

    日本大特务冲野亦男被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利用，这可以作为情报战中勾连反间的一个成功战例。陆久之已年逾百岁，至今仍在上海隐居。老先生一辈子没入党，却一辈子信仰共产主义，出生入死地为中共工作。他的隐蔽身份是1927年由周恩来安排的，他的最惊险的情报战业绩是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试图策反汤恩伯的经历。

蔡叔厚

    给陆久之布置策反汤恩伯任务的，是陆的领导蔡叔厚。蔡的名字不大为情报战历史的爱好者所熟悉，但却是一个值得一书的人物。蔡叔厚1927年入党。当时他在上海滩上开着一家机电公司，并以此身份掩护中共秘密通讯机关，掩护并协助李强等人试制出中共第一批无线电收发报机。许多共产党人为躲避追捕或寻找党的关系，都曾在“蔡老板”这里居留。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叶剑英、廖承志、曾宪植、张去非等，转入地下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杨贤江，从莫斯科归来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徐冰，以及稍后从九江越狱的刘鼎（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涂作潮，皖南事变突围的钱俊瑞、余立金等，都曾到过这里。蔡免费供应食宿，并资助路费把他们安全送往苏区。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一书写道：“人世间的确也会有一些奇事和奇人，在世风日下的当时，竟会有蔡叔厚这样的颇有孟尝君风度的人物，甘冒政治风险，为我们这些流亡者出钱出力。”

    1932年，蔡叔厚由中共中央特科转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先后隶属佐尔格、史沫特莱领导。他利用各种关系，获取国民党部署第三次围剿的战略情报，拍摄蒋介石签批的兵工署《兵工月报》等绝密资料，送交共产党，３年未尝间断。1935年以后，因单线联系人因故调离，失去同党组织的联系，从此被视为党外人士，但仍努力完成党交给的每一项任务。他还积极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帮助阳翰笙、于伶等创办昆仑电影公司，协助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上海屋檐下》等影片。   

 1935年，方志敏就义前，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一批文稿，这一批文稿通过不同途径传送至党中央。其中一次传送是经江西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及上士文书高家峻，又经高的女友程全昭带到上海，通过生活书店找到地下党，再由胡子婴将文稿通过毕云程交上海特科。当时中共地下党上海特科临时负责人王世英向吴允中谈及此事说：1935年下旬毕云程转来一批文稿均系密写件。我组织显影后，才知真是方志敏的狱中文稿，随即将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同时由毕云程将方志敏给鲁迅的信和文稿抄件转交给鲁迅先生。转到上海特科以后的时间里，是由蔡叔厚租用银行保险箱，对方志敏狱中文稿进行妥善保存的。许扬先生在博联社考证上海何氏家族的老照片中，透露出一段何联第先生30年代为中共高级领导人保存文件的细节，我估计这个保存方志敏遗稿的银行可能就是何先生的垦业银行吧？

    扯的有点远。再说一个与日本海军有关联的中共情报人员吧。 去年那部舆论臧否不一的电影《色戒》又使人记起了关露。70年前，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个女作家是丁玲、张爱玲和她。迄今仍在流传的关露最有名的作品应该是当年赵丹唱的那个歌：“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1942年5月，日本明治时期的著名女作家佐藤俊子（佐俊芝）在上海创办了《女声》杂志。这是一份以中国女性读者为对象的中文妇女杂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加紧对华军事侵略的同时，还加紧了文化是渗透和侵略。除了俊子外，《女声》杂志社还有3个中国编辑：关露、凌大荣和赵蕴华。其实关露是被中共地下党派遣利用这个岗位从事情报工作的，她的主要任务是在地下党和汪伪二号特务头子李士群之间从事情报传递工作。几乎人所周知的是，这份《女声》杂志的支持者就是日本大使馆和日本海军报道部。

   

    同年，日共领袖佐野学从苏联回国，路经上海时被捕叛变，日共遭受严重破坏，中共在日本的联络点也被破获，日共与中共的联系被切断。在延安的日共领袖冈野进（野坂参三）给国内写信联系，国内组织也派人到上海找中共联系。冈野进的秘信转到香港潘汉年处。1943年8月，日本侵略者为了粉饰门面，准备举行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俊子希望关露代表《女声》社前往参加。一个中国作家给有侵略军背景的日本杂志干活已经是“失节”了，何况再要去日本给人家捧场。就在关露犹豫的时候，潘汉年派人送来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转交与日共有联系的秋田教授。为了党的任务，关露再一次上路了。跨越两国的共产党之间的秘密联系，就这样恢复了。

 关露

  

关露是和潘汉年单线联系的独立情报员，她所不知道的是，与她平行的，在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里，还有一个由冲野亦男的同胞组成的中共情报组。

这个情报组由尾崎秀实、西里龙夫和中西功组成。尾崎秀实是著名的佐尔格情报组成员，他是鲁迅的好朋友，1937年还成为日本近卫文麿首相的顾问兼私人秘书，夏衍说，尾崎秀实“表面上看来是绅士式的记者”，实际上却是“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西里龙夫1933年加入中共，当时他的身份是读卖新闻上海总社记者，还担任过中国派遣军中路军的驻军记者，为中共组织侦察日本军事当局的战略部署。

 

作为情报人员，中西功可以说是功勋卓著而且经历传奇的。他18岁以同胞青年惯用的“日本浪人”方式闯荡到上海，却很快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1931年加入了中国共青团，次年参加了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并从尾崎秀实学习情报技巧。

1934年，他经尾崎秀实介绍到大连“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任职。“满铁”表面上是个经营南满铁路的股份公司，实际上却是一个庞大的情报机构，是日本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智囊库。中西功在“满铁”写的一系列分析报告，引起了政府和军部重视。1938年日本“中支那派遣军司令部”成立，其特务部从满铁将他借调来沪设立“满铁”调查部上海事务所调查室。这时候的中西功已经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他领导的“满铁”上海调查部专门负责搜集中国华中、华南及内地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他利用为日军做情报分析的条件，自由进入绝密资料室并外出调查，通过地下电台向延安发出一系列重要情报，如日、蒋、汪三方关系变化，日军占领武汉后已决定停止战略攻势，对蒋介石的诱和进展，以及日军在华兵力调配及“扫荡”打算等。这时尾崎秀实担任了近卫首相的秘书，从东京不断向中西功发来包括御前会议决定在内的许多情报，由他再转发延安。毛泽东曾对这些“国际同志”的贡献作出了极高评价。

1939年到1942年是中共这个情报组织最辉煌的时期。1939年潘汉年到上海调整了上海情报组织的领导，以吴纪光为组长。这时期西里龙夫任日本《读卖新闻》驻上海记者，自由出入日本官方机构，后来又任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报道部长，他还发展了汪精卫身边的汪锦元为中共情报员。汪锦元后任汪精卫公馆的秘书和外交专员，得以拿到汪精卫政权与土肥原“日本兴亚院”的高级绝密情报。中西功在满洲铁路任职；白井行幸在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任职；手岛博俊联系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室。这些日本情报人员搞到的大量情报均情报，及时报到延安。


      1941年11月下旬，中西功综合各方面情报，正式向组织报告了自己的判断：日本将于月底结束同美国的谈判，谈判最后期限一过，即11月30日后，日本必定进攻美军，并根据海军舰船航速和侵略者的惯用手法，预计进攻日期将在12月7日（西半球的星期日）。接获情报的吴纪光分析，日本将在12月8日向美国发动攻击，经过潘汉年同意，吴纪光将这个情报转给军统上海站。潜藏在这里的一个地下共产党员“21号”又将其转报军统总部，戴笠再转报美国驻重庆大使。于是，这个准确预报日本袭击珍珠港时间的战略情报，就由中共情报组织通过国民党情报组织，转给美国情报组织！

  中西功等人1942年被捕，1944年秋日本法庭将其判了死刑。宣判书以惊叹的语言称：“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及友邦胜负，危害之大，令人战栗。”因特高课要留活口核对疑问，死刑暂未执行，翌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们几个幸存者出狱。

在狱中，中西功始终不肯说出接头人，却坦然承认出于信仰向中共提供过情报。他在被审时列举了大量国内数据，无可辩驳地说明侵略战争持久的前景必然是经济崩溃和彻底战败。同时被捕的西里龙夫更以雄辩的教授式口才，把审讯室当成讲堂。被审者进入审讯室坐下便清清嗓子说：“今天，讲一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的影响及未来……”“今天，讲一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警官们对此十分惊奇，又引出莫大兴趣，此后每天竟出现授课式的场面──审问者则像小学生一样洗耳恭听并写下几大厚本记录。

 

战后，中西功积极参加了日共重建，长期任神奈川县委员长（相当于省委书记），还出版了回忆录《在中国革命风暴中》。据他的夫人回忆，1973年中西功患胃癌处于弥留之际，最后怀念的仍是在上海的斗争岁月，断续地说：“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共和国……”

野坂参三，就是关露冒着生命危险使其恢复了与国内日共联系的“冈野进”，他1993年101岁时病逝于东京。此前一年，苏联解体后，披露出半个多世纪前他在莫斯科曾向苏联内务部诬告一位同志，导致这位日共同志在肃反运动中蒙冤被杀。日共为此宣布将他开除出党！据说听到这噩耗，100岁的野坂参三出奇地平静。

       关露从1955年到1976年一直受潘汉年案牵连，先后两次入狱达十年之久。1980年后．因脑血栓全身瘫痪，失去工作能力。在获知自己的冤案平反以后的1982年12月5日，她在自己十多平方米的陋室里服药自尽，陪关露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终身未嫁的关露的身边至死保存着一张她的情人的照片，背题：“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尽管蔡叔厚的情报组织归属的是共产国际系统，1955年还是因为 “潘扬反革命集团案”蒙冤受到株连。“文化大革命”中再被拘留审查。1971年5月6日蔡因脑溢血逝世。1978年，中共专案小组为蔡叔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3年，中共组织部批准恢复蔡叔厚中国共产党党籍。 

        建国以后，陆久之也因潘汉年、杨帆冤案受牵连被捕，被判有期徒刑１５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潘、杨反革命案”得到平反，他也被宣告无罪，但直到１９９６年，他９６岁高龄时，中共上海市委才做出结论，肯定了他的全部革命历史，参加革命的时间从追随周恩来的１９２６年算起。

    没有查到冲野亦男的归宿。1937年他已经任驻中国海军武官，军衔为大佐，按说在二战期间怎么也得升任将军，但我在二战及战后日本海军将领的名单中没有找到他，所以其所终未知。不过我找到了印制《扬子江案内全》 时的海军中将、后任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長谷川清的资料。这家伙是1938年占领南京的日寇最高军事长官之一，1939年升任海军大将，1940年任日本驻台湾总督；1944年12月1日去职，改任军事参议官，1945年2月任海军战力查察使，曾提交《终战时战力査阅上奏》，助日本天皇决定停止战争。1946年以战争罪嫌疑被收监，1947年获释。1951年任日本新海军再建委员会顾问。然后在1970年寿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