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那天早上，盈美喜滋滋地和小姐妹们在家里化妆。这是她新的人生的起点。

                         

从婚礼到葬礼的人生

盈美结婚了，是在端午节前的一天。

那个叫做“车耳营”的小山村在这个日子里热闹非凡，不光是因为娶媳妇，更因为这里是著名的樱桃产地，村子四周的公路上到处停着城里人的车，人却都钻到樱桃树林里去了。

说起来，盈美算是个苦命的孩子，五年前她妈妈因为一桩冤屈死了。她父亲四处告状认识了从事妇女工作的我爱人，或许是某种缘分，那个湖南老农民怎末就无比的信任了我家领导，“这孩子没有妈了，您就做她的干妈吧!”一句话，我家就多了这么个闺女。

五年来，这孩子从在农家女学校上学，到在北京四处打工，有空就到家里来。盈美是个说话粗声大气性格也直爽的孩子，我爱听她说说自己的工作，在饭馆出当服务员，后来又当了领班，怎么跟抠门的领导“斗争”，当然结局是被人家“炒”了。这孩子每次回家总要从她微薄的工资里拿出钱给“爸爸妈妈”买些糕点水果，每个“母亲节”总不忘给“妈妈”买几支康乃馨。

孩子有了个人家，是个让人高兴的事!在热热闹闹的人群里，我算是女家的亲戚，挂着“父亲”的胸条，在乡亲们的笑声里与新人一起合影。小伙子在航天城里当电工，管我叫“爸”，看着他拉着盈美的手跑前跑后地送着喜糖，村里人和盈美的农家女伙伴们到我面前说声“杨老师，您大喜呀!”我还真觉得喜滋滋的。

 

宽伯伯去世了，葬礼也是在端午的前一天。从早上到中午，我开车划过京城的西部和北部，好像划过了人间的悲喜、阴阳两界。在一天里这样的经历在我也是头一遭。

宽伯伯是我母亲的老同事、老朋友，是中国电影教育的老前辈，也是我儿时伙伴的父亲。说起来老人和盈美还有一丝遥远的联系，就是老人家的保姆也是我爱人帮助从农家女学校的学生里找的，那孩子也是盈美的小朋友。

去年我还拉着老妈去看望过宽伯伯。印象里，80多岁的伯伯远不像年轻时那么英俊倜傥了，他柱着拐，起身时都需要我扶着，只有说话的声音还像年轻时那样好听。

在我记忆里，电影学院的老人有一拨是延安鲁艺的，一拨是东北电影厂的，还有不多的几个人是解放前毕业于艺术院校科班的。后面这拨人在教学上肯定是骨干，但在别的方面肯定又不是主流。我妈和宽伯伯就都是这拨的。也许因为这种潜在的关系，他们的友谊维持了毕生。

史永老爸走的时候，我妈他们出去休假了。那天史永忽然打电话找我，说“老爸走了”，要告诉阿姨，我告诉我妈的时候，她在电话那边半晌无话。

宽伯伯走前像他年轻时那样幽默，他笑着忽然跟身边的护士们高声说：“老夫要走了，老夫要走了!”在护士们嘻嘻哈哈的笑声中，老人渐渐睡去。

叙述这些的时候，史永是微笑着的。

 

  新人们拉着手接受大家的祝福                                                                                                             

亲友们给宽伯伯的墓地洒上花瓣，也是对一个结束了的人生的祝福!

外孙女捧着外公的遗像站在墓前。生命在一代代传承延续。